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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本源回归
【 2017-07-04 11:18:02 】 【 来源:本站 】 【 阅读:

  作者:黄承军
  
  引   言
  
  在成都法院开展的民事审判庭审优质化及相关改革工作中,争点式审理方式的提倡与落实可谓“重中之重”。 笔者作为践行者,在旁听众多示范庭及参加相关讨论之后,却发现对于争点式审理方式所有法官无一例外都是认可的,但部分案件的庭审效果却让人感觉对“争点整理”还有整理的必要。争点整理作为民事审判中的基本司法技术,有必要通过讨论予以深入或统一认识。争点整理虽似居于民事审判一隅,但实则涉及民事诉讼领域的众多方面,详细而论应以著作来述,除本人力所不逮之外,本文更欲从争点整理的思维方式入手,而并不欲在细节方面作过多阐述。
  
  一、现阶段争点整理的主要困惑
  
  (一)争点归纳的准确性
  
  从笔者所参加的示范庭讨论会来看,对争点整理最为常见的批评意见就是“争点归纳不够准确”。然而结合发言情况,事实上对于哪些问题是“争点”,争点的归纳是否过于笼统等,旁听法官与承办法官是有不同意见的。批评者总是强调“争点需进一步细化”,然而承办法官却有种种不同认识。激烈的讨论并未使参会者形成统一认识,接受对方的观点表现在礼节上,下次讨论往往“旧事”重提。
  
  (二)争点布局的合理性
  
  当我们认同裁判分为法律判断与事实判断时,争议相应的就会表现为法律层面的争议与事实层面的争议,结合现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似乎当然的就应法庭调查阶段解决事实争议,法庭辩论阶段解决法律争议。但这在实践中产生一个问题:争议遍地开花,无所谓主从。让旁听者无法抓住案件审理主线。于是就有观点认为争点布局应有“总分”,然而新问题来了——什么是 “总争点”,诉讼请求能否谓之“总争点”? 不无疑问。
  
  (三)对“争点”本身的认知
  
  在探讨争点整理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都探讨争点整理,却忽略对争点本身的认识,“争点”似乎是当然存在且无争议的,但事实上并非这样。不同的法官就同一案件,对何为案件争点往往有不同认识,当这种认识差异作为常态且在“面”上体现时,就不能简单的归结到“裁判个性”使然。
  
  上述的争点整理中的困惑,笔者认为与争点整理技术的把握有直接关系。
  
  二、争点整理思维进路的厘清
  
  (一)请求权基础理论
  
  就争点整理,有论者谈到与请求权基础的关系, 但实际上请求权基础系实体法上的概念,而争点整理系民事诉讼上的司法技术,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关联是借助于诉讼法上诉讼标的理论。
  
  对诉讼标的的理解(定义)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在笔者看来可将其大致等同于审判对象。按照不同的标准,学说将诉讼标的大致分为旧实体法说、新诉讼标的说、新实体法说。 司法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多采用新实体法说,即以诉讼请求与实体法律关系相结合来识别审判对象。诉讼请求的明确为立案或庭审中的必然,而实体法律关系则需要当事人通过明确诉请的法律依据来锁定。这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就进入审判视线。
  
  在王泽鉴教授所著《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中,王泽鉴教授对“请求权基础”定义为“此种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 ,该书对请求权基础更多的是从“法的发现”角度切入, 但并不妨碍我们在争点整理上将其借用作为技术支持。
  
  (二)对民事审判的映射
  
  当请求权基础理论引入争点整理时,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思维路线就清晰起来。庭审时,法庭首先会要求原告向法庭明确诉请所依据法律或合同条款, 这种明确不能简单谓之“依据合同法或侵权法”,应当直接至具体的款项。此种选择在当事人诉请存在“选择性竞合”的情况下尤其重要。选择性竞合,指两个以上请求权,当事人只能择一行使。 此种选择权的行使,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范围,不能由司法代为选择。
  
  请求权基础的前伸功能为固定诉请,后延功能则是圈定要件事实。所谓要件事实,即指从当事人所明确的请求权基础能得以适用,需具备之事实。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实践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主要采用的罗森贝克的规范说。该种学说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系建立在实体法规的结构分析之上。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原告一旦向法庭明确诉请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相应的法庭需查明的事实范围锁定,对应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原则上)予以确定。当事人对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存有异议,就是法律争点;对请求权基础对应的要件事实的存在有异议,就是事实争点;对证据资料的证据能力或证明力有争议,就是证据争点。
  
  另外,尽管请求权基础在实体法上功能主要为分析“请求权”是否成立,诉讼类型上主要适用给付之诉。但上述思维进路在形成之诉场合仍有适用余地。形成之诉为通过判决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诉讼。形成之诉产生单方变更法律关系状态的效果,因此认为形成之诉的范围限于法律规定的场合,也即形成之诉的提起应以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作为依据。 当事人提起形成之诉仍需明确法律依据。有疑问的是确认之诉的场合,笔者认为应区分积极确认之诉与消极确认之诉。前者为确认法律关系的存在,通常需要明确相应的法律依据。而后者确认法律关系的不存在,则当事人所主张为“无”的事实,原则上不需要或无法明确法律依据,因此消极之诉更多地表现为事实争议。
  
  (三)争点提取的简化
  
  在对示范庭的讨论过程中,对争点整理的瑕疵往往会归结于“经验”不足,而解决经验不足最好的方法就是总结经验,因此就出现以类型化案件为切入点预先整理的“争点菜单”。笔者认为“争点菜单”是“果”,即便是同类案件,“果”也存在多样性、差异性。解决争点整理,最重要的是思路厘清,方法掌握后就万变不离其宗。
  
  在前述争点的准确性问题上,其实还包括着争点的精准性问题。比如法庭对本次庭审归纳的争点为“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这种争点通常会被批评为争点过大。在笔者看来,这种过度求细的观点是需要检讨的。通过请求权基础方式来整理争点,争点的形成是交由当事人,当事人在请求权基础的框架下对事实及法律适用有异议,法院提取作为争点即可。争点提取方式相对简化。
  
  在我国基于国情的客观情况,民事诉讼法对出庭当事人并未作辩论能力上的要求 。当争点产生受制于当事人时,囿于当事人本身的辩论能力,往往存在争点“过大”现象。而弥补之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官在诉讼中通过诉讼指挥权(释明)等弥补当事人的辩论能力不足,从而促使争点细化。但该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诉讼指挥权的行使不当就构成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不正当干涉,且容易引发其他当事人对法院中立性的质疑,诉讼指挥权行使就事实上具有了局限性。另外,争点过细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争点过多的问题,比如当事人主张违约行为的构成可能基于数项事实,当相对方均予以反对时,都细化为争点就有可能争点繁多。且争点过细,也容易产生挂一漏万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对于争点归纳的精准,不必一味强调“小”,要结合个案而决定。
  
  三、争点式审理方式的适用限制
  
  (一)辩论主义的诉讼架构
  
  对于争点式审理方式的适用限制,司法实践对该问题似乎关注度不够高。不区分案件类型,将争点式审理方式予以普遍适用是错误的。争点式审理方式存在的法理基础,就是当事人的诉辩对法院的裁判是有约束力的。假如法院在庭审中可以不受当事人诉辩约束,另辟蹊径作出裁判,则争点式审理方式无存在价值。
  
  在先前的民事诉讼理论中曾将民事诉讼模式分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大致认为当事人主义的裁判对象限于当事人申请及所提交的资料,而职权主义重视法院作用,裁判可超过当事人诉请范围。 现行学说已少有这种框架式区分,所谓大陆法系属于职权主义这种绝对化观点已是极少,更多则是从民事诉讼所遵守的基本原则来识别民事诉讼架构。辩论原则作为民事诉讼重要的原则之一,按照张卫平教授所述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性原则应是“约束性辩论原则”。 按照约束性辩论原则,法院的裁判要受制于当事人主张,包括裁判范围、事实认定等。因此,对于民事诉讼中不受约束性辩论原则拘束的裁判事项,比如程序事项裁决,就不用争点整理。
  
  (二)诉讼两造的对抗场合
  
  争点顾名思义,存在不同认识,因此仅从诉讼主体来说,应存在两方或以上。且诉讼主张上,应存有抗辩。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缺少类似答辩失权的强制答辩制度,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甚至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因此案件缺席审理,在我国是常见现象。此种情况下,虽仍需遵守约束性辩论原则,裁判受制当事人主张,但审判方法上就毋须采用争点整理模式。实践中那种缺席审判的情况下仍归纳争议焦点的作法是值得检讨的。
  
  案件的出庭当事人仅为原告及第三人,庭审是否适用争点整理方式可作探讨。笔者倾向于以第三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作划分。我国大陆法域的第三人可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又分为辅助性第三人和被告型的第三人。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场合,相对第三人所提诉请,本诉原告实处于被告地位,可适用争点式审理方式。被告型第三人面临着民事责任的直接承担可能,可适用争点式审理方式。而辅助型第三人则需要看辅助对象,如是辅助缺席被告,且与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则可根据情况适用争点式审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认同当事人对席且对诉讼请求认诺的情况下可诉, 此类情况下无对抗,无争点整理的可能。
  
  (三)司法裁判的客观需要
  
  庭审中当事人对他方的观点持有异议很是正常。笔者所审案件,曾有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有观点均及时、站立并大声的表示“反对”。这种“反对”虽显示当事人之间对某种陈述或事项存有异议,但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争点。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争点,这是一个解释起来很费力的话题,但如从法院的角度,就是裁判时需要作出判断的问题。假如这些争点,对于法院的裁决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诉讼效率的角度,这一类发言在庭审中通常都会被制止。
  
  当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争点,需以裁判所需作为判断标准,毋庸讳言这里的是否为裁判所需的判断在实践中由承办法官来掌握,相应的就出现标准主观性的问题。所以争点式审理方式的全面推行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官本身所具有的专业素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当裁判者对案件的裁判思路出现偏差,甚至会影响到案件的处理效率。比如一审认为相关事实非系争点,而把某项事实排除在法庭调查之外,二审则可能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
  
  四、争点整理的过程性及影响
  
  (一)目的认识对争点整理的影响
  
  为什么进行争点整理,似乎是个笨问题。但如果简单的理解为争点整理是因为其对裁判有帮助,可能该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民事诉讼中有两项重要的价值体现:程序正义(公正)与诉讼效益。争点整理的目的正是为实现上述价值。
  
  程序正义是源于自然法,又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其包括的内容之一就是“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 争点整理就是在听取两方的诉词的基础之上完成。争点产生的主体是当事人,争点整理的主体才是法院。而争点整理很显然受制于争点产生,这也是前面所述的辩论原则的体现。而诉讼效益,虽然有学者认为其要素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效率。 但从笔者的理解,在最少的时间内快捷解决纠纷,也是经济效益的体现。集中审理原则就是民事诉讼中经济效益体现较明显的原则,该原则下强调法官应持续集中的处理案件。
  
  集中审理原则是针对间接审理原则的改良,而间接审理原则的表现,则与现行民事诉讼状态的诟病相似。间接审理原则表现为:1.法官通过多次开庭才能把握案情,庭审呈现断断续续状态;2.庭审辩论的反复进行,使案件的争点难以及时确定,造成当事人攻击与防御困难;3.开庭程序反复、间断进行,为当事人拖延诉讼创造条件,造成法院的负担和当事人的讼累;4.准备程序与审理程序交织,难以发挥不同程序的阶段功能;5.同一时间处理多个案件,使法官记忆不清,也出现审理时间较长等问题。 在现行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上述缺点显得更为突出,甚至超过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争点整理正是克服上述问题的良方。
  
  (二)争点整理阶段性的反思
  
  在争点式审理方式中,争点整理属于庭前准备程序,但这一认识似并未被现行司法实践所有效接纳。以笔者所接触或了解的审判方式为例,整个诉讼流程大致呈现为:当事人提起诉讼——法庭确定举证期限(包括答辩期)——庭审(结合当事人诉辩确定争点,然后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 ——定期宣判。并大致有两个共识:开庭之时即举证期限已届满,当事人原则上不应再行举证;争点的整理是开庭时在当事人诉辩之后即时整理。 采用上述方式进行争点整理,对法官的审理经验与临时应变能力要求较高,但实践中大家的疑问是:通过这简单的一诉一辩,真能快速找到双方争议的实质焦点?这个疑问,笔者也是有的。
  
  对于上述疑问,王亚新教授所著的《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一书中所述案例,给笔者以启发性思考。该案例所展现的审判流程大致简化为:诉的提起(陈述事实为要件式)——被告的答辩——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原告的书面准备与被告的证据提出——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期日(证据出示;争点整理)——文书提出命令申请(要求原告向裁判所提交其所持有的证据)——现场查看与准备程序的继续(当事人围绕着具体争点逐个进行协商)——被告的准备书面与裁判所的正式释明——最后一次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鉴定的申请与鉴定结论——第二次口头辩论期日——和解期日——判决。 通过上述案例的阅读,我们能发现争点整理往往需要在当事人之间数次返还,也就是争点整理是个“过程”,且这个过程要在正式庭审之前完成。正是因为实践中忽略争点整理的过程性,影响争点的调焦、聚焦,使争点整理形式化,对庭审未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
  
  (三)对司法技术的影响
  
  争点式审理方式的形成,对司法技术的影响是深远的。限于本文主旨及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几个相对突出方面予以简要陈述。
  
  影响之一是法官助理的工作安排。随着员额制的实施,法官名额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相应的部分法官将转入从事审判辅助工作——法官助理。实践中,法官之所以不愿意采用庭前会议等方式去固定争点,主要原因是就法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其更愿意通过一次性“拖式”开庭, 将所有的证据展示完,然后再来拟写判决书。而相对应的是法官助理在实践中的工作安排,也处于尴尬状态,大部分工作被审判员与书记员分别负担,法官助理除了从事部分案件的调解或文书草拟工作外,确有相对闲置现象。而如果将庭前的争点整理工作主要交给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来完成,可以适当协调法官的工作时间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安排,对法官的“案多人少”进行有效技术分解。
  
  影响之二是举证制度的适用。一直以来,实践中有一种朴素认识,为防止证据突袭,开庭之前证据得固定,因此当事人在开庭之前必须提交完所有的证据。这种理解很难谓之错误,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的举证没有与庭审争点相结合,而我们很多案件的争点整理实际上在庭审中才完成,通过争点整理当事人往往才发现有些争议问题需要证据补强。这就需要我们对举证期间的适用有一个认识上的转换,需要在争点整理过程不断的督促当事人围绕争点进行举证,“争点整理是一个过程,相应的举证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将举证简单的理解成一次性的。
  
  影响之三是裁判文书的简化。王亚新教授所介绍案件按我国大陆法院案由界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此类案件如果案情较为复杂,裁判文书在20页左右实属常见。没有点耐心的读者,是很难看完的。文书起草的过程本身也是相当不愉悦的。而庭前的争点整理,极大的缩限双方争议范围,从而使判决书可表现出应有的简洁明了,且突出争议主题。争点整理对文书简化能起到实质性推进作用。
  
  结  语
  
  争点整理对民事审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从实践及理论推演来看深远且众多。就笔者的认识而言,争点式审判的有效贯彻主要有两点:争点整理思路的把握及配套措施的完善。前者即为本文所阐述的,而后者为争点整理有效实现的辅助,两者虽缺一不可,但实有主次,争点整理为核心。对于争点整理,笔者的认识如上文所述,重在把握思维进路,不能人为的过度复杂化,否则就可能影响争点整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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