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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在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实践与创新
【 2019-01-15 10:03:01 】 【 来源:本站 】 【 阅读:

  杨  佳
  
  【摘要】新时代运用好枫桥经验预防化解矛盾,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和诉源治理的重要课题。在创新城市社会治理的群众工作中,以智媒体、数字化带来的信息化变革为背景,由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在以群众为基础人民调解中恰当的融入法治思维、嵌入法治方法,为传承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先进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本文以笔者亲历的一起矛盾纠纷化解案例,通过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如何畅通社会治理的参与渠道、如何完善社会治理的参与方式等内容,为新时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  法治化  创新
  
  一、“枫桥经验”与一起矛盾纠纷的化解
  
  2018年2月中下旬,笔者作为家长收到某培训机构老师发来的微信,称由于该培训机构股东间发生矛盾,老师们已经几个月未领到工资,年后的开学无法保证,该机构已难以为继,建议家长们自行维权。随后,笔者被拉入某培训机构维权微信群,以当事人身份见证并亲历了这场自发性纠纷解决案例。
  
  作为法律工作者,当遇到矛盾纠纷时,往往会立刻在内心迅速串联这一纠纷的诉讼程序并判断诉讼成本及风险,再与其他解决途径相比较后,进行选择。与民事诉讼属矛盾纠纷解决的不同方式,以“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就地解决纠纷”的枫桥经验无疑成为区别于民事诉讼的另一纠纷解决方式。
  
  (一)“枫桥经验”路径与流程
  
  “枫桥经验”就地调解一般有两种选择,通过社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或通过辖区派出所民警对双方进行调解。由于该培训机构在明知在年后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在 12月、1月还继续与一些新客户签订合同,收取学费,这部分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涉嫌诈骗,故向辖区派出所进行报案。
  
  辖区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依照“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的重要精神,即与该培训机构的三位股东进行联系,并由派出所出面提供场地,要求股东与家长代表先行协商。其余家长则通过维权微信群随时掌握调解动态。下面通过图示分解本次纠纷解决的全过程。
  
  
  在派出所民警所主持的第一次调解中,家长代表与该培训机构的股东之间的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股东表示他们资金链断裂已经没有资金可供退还。2月28日第一次协商结束后,在维权微信群中,一位从一开始就在着手诉讼的律师家长在群里表达了她希望通过诉讼解决本次矛盾的意愿,并详细解释了诉讼的过程、成本及风险,表示如果另有家长愿意进行诉讼则可以一并代理,她将于3月5日或6日正式到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其带动下,部分家长当即表示愿意将之诉至法院。而其他家长在了解了诉讼的相关事项后则表示诉讼的成本高、风险大,收效胜微。微信群中的家长们热议着这一事件的走向,有家长提出众筹或寻找新的接手方的建议,很快获得多位家长的支持,表示如果能够找到新的接手方,且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则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毕竟孩子童年的爱好在家长心目中是最为重要的。3月4日,有家长表示目前已经有相关人士愿意接手该项目,在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旧股东与接手方很快达成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并于3月6日起开始征求债权人(家长)意见,此时绝大部分家长都认为能够继续履行合同是解决这一纠纷矛盾的最好办法,均表示同意,仍有少数家长表示需要保留诉讼的权利。3月8日左右,新机构与大多数家长重新签订合同,并对极少数家长协商完成退费。4月14日,新机构重新开业,确定复课时间。这一矛盾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二)“枫桥经验”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分析
  
  就地调解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它不必在程序上墨守成规,民警主持的第一次旧股东与家长代表之间的调解就是2月28日晚上7点半在派出所会议室进行的,这样的便利性是诉讼无法企及的。从时间成本来看,家长通过微信群随时随地掌握事件的动态、发表自己的意见,将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除了家长代表可能牺牲了一些业余时间外,于家长而言其余事项均是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的。从事发的2月22日至3月8日左右,在家长与新机构重新签订合同起,矛盾已经得到实质性的化解。至于经济成本,本次调解唯一的花费是众家长为感谢民警的辛勤调解送上的一面锦旗,而这也是一位从事广告业务的家长免费提供的。最后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合同能够继续履行,孩子们能够继续自己的爱好,甚至旧股东也免去了被卷入诉讼的风险,形成一个三方共赢的局面。但是在平面式、二元性的诉讼结构中,作为法官、法律所能做的仅仅是确定和保护了原告的债权,却无法真正化矛盾的根源,获得让原被告双方均满意的结果。当然,调解也是有风险的,本案的唯一风险就是,如果调解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该矛盾纠纷就进入诉讼程序。
  
  “枫桥经验”体现出的高效、便捷、灵活性等诸多优势,是民事诉讼复杂的法律专业要求、冗长的诉讼流程、刻板的法定程序所无法比拟的。
  
  (三)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分析
  
  本次矛盾纠纷维权群众至少有两名法律工作者,除笔者外,另一名家长作为律师在群里为大家普及诉讼相关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比较了民事诉讼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诉讼风险之后,大多数家长首先选择了调解路径。正如有学者指出,通过司法机关通过法律的手段平息纷争,是一种分解性的解决方式;而社会治理则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纠纷,是一种综合性的解决方式。就纠纷解决的目的来说,社会管理侧重于纠纷的化解,立足于平息当前的矛盾冲突,是一种暂时性的解决;而社会治理侧重于纠纷的化解和预防,不仅对当前的矛盾和冲突进行针对性地“治疗”,还要强调纠纷的“全息”,即最大限度和最彻底的整体性,“理顺”和“修补”纠纷中受损的社会关系,彰显了其化解与预防并重的特征。 正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所拥有的优于诉讼的综合性、立体式、修补式的这些特点,在通过对诉讼途径和调解途径的综合分析后,当事人不难得出对该事件的选择方向,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选择正确性与必然性。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特点与不足
  
  笔者经历的这起矛盾纠纷化解的成功是“枫桥经验”长久不衰的生命力的体现,同时也源于新时代赋予“枫桥经验”的一些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枫桥经验”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成为辅助枫桥经验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
  
  (一) 本次纠纷化解案例的成功经验
  
  1.智能化信息处理助力群众智慧。本次纠纷涉及人数众多,在旧的调解模式中,要将所有当事人集中起来收集意见成本很高,无形中增加了调解的困难。而这一次的调解中,维权微信群的建立化解了这一困难,近300人的微信群方便所有家长随时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为大家提供交流平台,发表意见,集思广益。微信群使“依靠群众智慧”这一经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真正做到了将无穷的群众智慧投入到这场纠纷化解中来,群众智慧为整个事件的走向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思路。运用科技手段为就地调解提供便利,是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的重要表现,引导和利用好科技手段能够极大的提高社会治理工作效能。
  
  智能化信息处理机制使涉众型矛盾纠纷的调解变得简便,通过信息交流平台当事人可以一是获知事件进展情况,二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三是即时汇总意见和建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平台更大程度上提升了当事人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参与度,充分发挥群众智慧的重要作用,最终获得的调解结果更易于被群众接受,达到“理顺”和“修补”在纠纷中受损的社会关系的目的。
  
  2.法治思维辅助群众在诉讼与调解之间做出选择。在此次纠纷化解过程中,法治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得益于众当事人中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详尽的诉讼程序及诉讼成本、风险及收益的分析与解答,厘清此次纠纷化解路径的选择与走向;二是当一些缺乏基本法治思想的当事人提议采取非常规或非法的手段解决矛盾时,绝大部分当事人即予以否定和驳斥,使本次矛盾纠纷化解过程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三是本着调解与诉讼分别着手的纠纷解决思路,一方面配合派出所民警的协调调解,另一方面同时着手诉讼的准备,在律师家长的带领下,很多当事人不仅了解了诉讼的相关知识内容,同时根据指导开始为诉讼进行证据收集整理等方面的活动,极大的提升了他们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次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实践,证实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纠纷中法治的重要性,法治除了体现在司法机关实施系列诉讼活动外,它还渗透于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每一个角落。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国民基本素质和依法维权思想急速提升的当下,通过普及法治思维、明晰社会治理与诉讼活动的不同程序与效果,让当事人自己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是法治思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有效运用。每一次矛盾纠纷的化解、每一个诉讼程序的完结都应当是一场法治思维的提升课程,是法治宣传的重要领地,让当事人切身体会法治的优越性,才能使其产生对法治的期待与自信。
  
  3.法治方法贯穿调解过程。在“枫桥经验”的调解过程中,法治方法充满灵活性、便捷性与人性化。首先,矛盾纠纷各方主动寻求法治方式解决纠纷。事实上,在维权微信群建立之初,律师家长就以其敏锐的法治思维明确了本次纠纷解决的双重步骤,一是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调解纠纷,二是当即着手诉讼前的系列准备。这两种方式都是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治方法,并获得了当事群众的一致认同。其次,辖区派出所民警通过法治方法,为纠纷各方提供具有法治权威的各项调解及辅助协调工作,使整个矛盾纠纷化解过程处于法治方法的有效控制之下。最后,法治方法有效运用到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上,这主要体现在当旧股东拒绝履行合同,人为撕裂双方合同关系后,新接手方的加入为事件的挽回注入希望,此时双方通过合法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使原合同的继续履行成为可能,同时在对待原债权人的债权时,双方也通过重新订立合同,对不愿继续履行的当事方退还相关费用等合法手段的正确运用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完全修复,保障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重新审视法治方法的重要性并寻求恰当的运用方式,使之成为化解纠纷修补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情理与法理的综合运用,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与时俱进的学习发展,有必要通过专业的训练和实践,方能将两者恰当的融入“枫桥经验”,使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在成功中发现不足
  
  此次矛盾纠纷的顺利成功化解,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甚至于运用其中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也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这一偶然性来自于本次矛盾纠纷中有两位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运用法治思维从其专业角度提供了相关法律专业知识的分析与解释,推动了事件的正确选择与走向。而必然性则在于在今后的“枫桥经验”纠纷调解活动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的主动引入,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然选择。下文将通过此次成功经验的总结分析,寻找其中薄弱环节,逐一进行分析。
  
  1.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的不对称。此次矛盾纠纷发生在西部省会城市,众当事人一方均约为年龄在30至40周岁间的中青年人,他们一般学历文化程度较高,均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合法与非法行为能够有所区分;了解和知道发生民事纠纷后可寻求诉讼或调解途径进行解决;内心具有守法、合法解决纠纷的强烈意愿等。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员甚至曾经亲自参与过民事诉讼过程,对诉讼程序及相关规定较为了解。这说明,当前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已经从淡漠逐渐有所转变,尤其是在城市,遵从法律秩序和寻求法律服务帮助已经越来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实践。
  
  与之相对的,却是民众较强的法律意识与较低水平的法律专业知识之间的不对称性。其一,对于非从事法律职业的群众而言,法律方面的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并不易习得掌握;其二,中国由来已久的“厌讼”传统,使民众非不得已不愿进行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其三,传统的法制宣传未能适应新时代民众法律意识提升的速度,民众的法治思维尚未养成。
  
  2.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的不主动。如前文所述,本次矛盾纠纷成功化解过程中,部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是以偶然的形式参与其中的,如果众当事人中没有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人员,或许本次矛盾纠纷的化解的效果会有所差别。这也是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缩影: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不高,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基于这一原因,在“枫桥经验”就地调解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几类问题:一是居民自治组织中调解组织缺乏权威性和专业性。目前的居民自治组织中一般都配有专门的调解人员负责辖区内纠纷调解,但是在本次矛盾纠纷过程中,众当事人从未想过通过居民自治组织内的调解人员进行调解,而是转向更具有权威性的辖区派出所寻求帮助。这说明,由于缺乏法治专业性和权威性,居民自治组织中的调解组织工作开展状况不十分理想。二是即使在具有权威性的辖区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中,事实上仍然缺乏具有良好法治思维的专业人员辅助调解,毕竟辖区内的综治工作十分繁忙,不可能专门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调解。三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通、方式不契合。法律职业共同体包括从事法律职业的所有人员,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的律师团体,却鲜见他们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随着当下“诉源治理”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法院系统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表示愿意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但是却没有畅通的渠道和恰当的方式进行。一些古板的、照本宣科式的对居民自治组织中调解员的培训以及那些毫无趣味无人光顾的摆摊式法制宣传等形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要求的法治思想与法治方法的融合,需要有新的突破。
  
  三、“枫桥经验”在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创新路径
  
  民众被唤醒的并日益高涨的法律意识与其法律知识的不对等性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涌入法院的大量案件只增不减,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影响十分重大。“诉源治理”成为当下化解“案多人少”矛盾的重要举措。让法院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是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一项重要要求。而社会治理却不仅仅要求法院参与其中,事实上,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所有人员,都肩负着社会治理中的一份责任和使命,那就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所长,努力的让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融入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去,从根源化解纠纷,进而修补破损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畅通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
  
  1.善用科技手段。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上可以顺应时代潮流,善于利用科技手段,拓宽参与的渠道。如可以通过智能化信息处理机制方式指导调解,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回应当事人提出的法律问题,为辅助调解工作构建法律法规、案例数据库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好科技为调解工作提供的各项便利。
  
  2.发挥主观能动性。目前的法律职业中,真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程度较深的有因受“案多人少”矛盾困扰的法院,而其他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于参与社会治理认识还不够到位,参与起来也是走形式、走过场,没有真正发挥出重要作用。在一次辖区内法、检、司法行政及律师组织各部门与其他乡镇、学校、医院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上,多家其他单位均表示希望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能够带法下乡,强化法治宣传。法律职业共同体应与辖区内其余各单位保持长期联系,始终保持法治宣传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畅通。这就要求法律职业共同体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有一个整体性认识与计划,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如何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形成共识并按照其不同的职业特点分派任务。各单位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和选择适合自身职业特点的不同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3.将法律专业素养发挥到社会治理领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与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模式截然不同,却并不排斥和否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重要性,甚至能够通过恰当灵活的运用这些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面临的就是如何通过浸润式的方式将法治思维与法制方法融入到社会治理中,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中民众法治理念的整体提升的重要课题。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应当仅在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发挥作用,法治思想与法律专业知识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法律职业人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各种形式使这些知识和思维方式为民众所了解、学习和运用。
  
  (二)改善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
  
  以往法律职业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大概包括下面几种类型,一是组织培训,即由法律职业人员通过讲座的方式对基层自治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宣讲式培训,这类培训多数照本宣科,并无新意,内容多为主讲人的一些调解经验的总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主讲人所分享的这些调解经验均是基于法官的身份进行的诉讼中的调解,实际上在“枫桥经验”的就地调解中并不十分适用,参加讲座的人员无不带有敷衍的学习态度,使培训收效胜微。二是摆摊式宣传,这类宣传通常选择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宪法日宣传宪法、妇女节宣传妇女儿童保护法、国际禁毒日进行禁毒宣传等,这类宣传发放传单、制作标语横幅,很难想象拿到传单看几眼标语的民众能从这样的宣传中获得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的提升。三是为基层综治工作提供法律意见,一些派出法庭会在基层综治工作例会上列席会议,通过对一些决策提供法律意见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鉴于目前“枫桥经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笔者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可以在以下几个制度的构建上有所突破创新。
  
  1.构建人民调解员轮训制度。笔者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设立了驻院人民调解工作室,有3名固定的人民调解员任职,担任部分简易民事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这类型的诉前调解与诉讼中的调解有所区别,主要采用的方式仍是“枫桥经验”中的一些调解方法,但是其与“枫桥经验”的就地调解相比,驻院人民调解员由于案件数量大,积累了很多有效的工作经验,同时由于身处法院的浓厚的专业化氛围中,其自身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养均有所提升。
  
  针对目前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在调解工作中所面临的法律专业化水平不够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设立人民调解员的轮训机制来解决。人民调解员轮训机制就是将辖区内所有人民调解员分批次派驻到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室进行轮训,让他们在实践中增强法律素养和法治思维,积累丰富的调解经验。其一,法院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和“案多人少”的矛盾决定了员额法官就自身的审判工作而言都是超负荷运转,不可能特地抽出时间到各基层居民自治组织中就调解工作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培训,并且这类培训的效果也并不理想,而驻院人民调解员在调解时如遇到法律难题时也便于向法官请教。其二,矛盾纠纷调解是一项集法治专业化水平和丰富经验为一体方能胜任的重要工作,经验源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基层居民自治组织或辖区派出所的人民调解员所能接触的矛盾纠纷案例远远少于驻院人民调解员所能接触的案例。其三,驻院人民调解员经常参加法庭审理中的陪审工作,通过陪审工作能够弥补法律素养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培养起法治思维,有助于他们在调解工作中正确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
  
  通过人民调解员轮训制度能够有力的提升“枫桥经验”中占据重要作用的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和积累调解经验。同时这也是法律职业人参与社会治理,递进式推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重要一环。经轮训后,具有专业水平和丰富经验的人民调解员能够在“枫桥经验”的就地调解工作中熟练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并通过调解的过程将这些思维与方法传递给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化解纠纷的同时为民众上了一堂很好的法治教育课。
  
  2.着力提升人民调解的权威性。目前就地调解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还在于,在民众心目中,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的权威性不足以保障其纠纷的圆满化解,发生纠纷时,他们愿意选择向更具权威的辖区派出所或人民法院寻求帮助。但实际上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直接从事群众工作,面对群众,对群众间发生的问题最为了解,同时拥有丰富的人民调解员资源。在辖区派出所、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的调解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建立一个矛盾纠纷解决的完整通道,并确立其权威性,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然要求。
  
  辖区派出所的权威性与基层居民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的专业调解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可采取的模式多种多样。其一是合作模式,基层派出所民警与人民调解员均作为调解的主体,根据自身工作职责或业务专长,在调解工作中各司其职,共同推进矛盾纠纷的化解。其二为协作模式,即民警或人民调解员作为独立的调解主体,而另一方则负责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的统筹协调或答疑释法的作用。两种模式各有所长,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或具体的矛盾纠纷类型进行选择。
  
  打通就地调解与诉讼程序之间的连接通道,做好诉调衔接,是为人民调解树立权威性的另一重要举措。通过人民调解协商成功的,双方签订的协议可以由人民调解与负责法院司法确认的职能部门直接对接,迅速便捷的进行司法确认,直接实现双方协议的法律效果,免除一方不履行协议又只能另行诉讼的风险与成本,使调解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产生信心并强化了调解的权威性。对于那些通过调解仍未能化解的矛盾纠纷,由人民调解处确认调解失败的案件诉至法院,可直接跳过法院的诉前调解步骤,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尽快的解决纠纷。这也是对当事人诉权的重要保护措施。毕竟调解无法代替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调解过程中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
  
  3.运用社工组织力量,加强调解专业化水平。新时代社工组织力量日渐强大,国内众多大学开设社工专业,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能力素养的人才,这些高素质的社工人才,能够被培养成为更为专业化水平的调解人员。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已经逐渐形成“专业化”的调解标签,如专门负责妇女儿童权益、农民工所涉矛盾纠纷、邻里纠纷等各类不同的调解工作室等。在此基础上,将一批高素质的社工人才通过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是新时代调解专业化水平进步的必然选择。
  
  孵化和培育更具专业化水平的调解工作室,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帮助与支持,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等部门应当允许和并培养兼具社工身份的职业律师,专门从事调解工作,并根据其特点,将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工作室,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形成一个有力的、高效的、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成为连接矛盾纠纷与调解、诉讼的纽带,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嵌入社会治理,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使命。
  
  四、结语
  
  五十五年来,“枫桥经验”以其依靠群众的强大生命力担负着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的重要责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也应当与时俱进的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融入其中,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依法治国不仅是口号和标语,它是肩负在法律职业人身上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怀揣着这样的使命感,法律职业共同体从司法领域放眼到社会治理领域,以自身所具有的法律专业素养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就能够能实现法治思想与法治方法的传播,实现民众对法律的信仰,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到城市社会治理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带领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向法治化的道路,通过机制创新的方法让“枫桥经验”发挥出更加强大的社会作用,同时能够通过“诉源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为城市治理法治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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