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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 2019-01-15 09:59:46 】 【 来源:本站 】 【 阅读:

  阳如莉
  
  一、博物馆文化产品类别分析
  
  博物馆作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人类文化遗产保管机构,为社会公众提供尽可能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既是它的基本职责,也是它的特定权利;此外,在文化产品开发上,博物馆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博物馆文化产品种类纷繁,本文认为,从理论上而言,博物馆依托其藏品为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础文化产品,二是文化衍生产品。
  
  (一)基础文化产品
  
  基础文化产品是指博物馆在对藏品进行整理、分类、鉴定等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将所发现和阐释的藏品价值,包括藏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也包括藏品的外观、名称等价值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具体可包括纸质出版物(如博物馆编写的研究报告、指南、编著的图录、撰写的专文论著等),公布于博物馆网站的网络数字化资料,以及设计的各种陈列展览等。
  
  (二)文化衍生产品
  
  文化衍生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元素,又具有特定的博物馆文化内涵;或者是通过精准的技艺对典藏精品进行复制或仿制而成,又或者是在对藏品精神文化价值进行深入解读和适度挖掘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意设计并加工而成。
  
  二、博物馆文化产品知识产权理论分析
  
  (一)博物馆知识产权的范围及类别
  
  博物馆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主体,其知识产权问题也相对特殊。笔者认为博物馆的知识产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藏品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产权,二是博物馆在营运过程中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 ),包括对藏品的研究和基于馆藏资源所进行的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其类别则主要有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网络域名权。
  
  (二)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
  
  1. 典藏复仿制品
  
  为方便叙述,在此一并探讨文物拓片。究竟博物馆对其完成的一件典藏复仿制品有无著作权,取决于该制品有无独创性。目前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对于博物馆复制或仿制的产物,若是单纯的重制行为,不能主张著作权;若非单纯之重制,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是将立体藏品制成平面,包括摄影、绘制(或织绣)( )等,一般认为创作性较高而易被认定为新的作品;而将平面藏品制成平面产品,或将立体藏品制成立体产品,则基本不具有创造性,博物馆对其不享有著作权( )。笔者部分赞同此观点,但认为从平面到立体以及从立体到平面的复制或仿制已经不属于典藏复仿制品的范畴,而可能属于创意类或其它类文化产品( )。
  
  具体而言,博物馆对其制作的典藏复仿制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形:
  
  (1)利用书画作品或手稿等平面型藏品进行复制或仿制:认为不具有独创性,因此博物馆对其不享有著作权。但由于此类复仿制品或者称为仿真书画制品比较特殊,虽不具有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但确实凝聚了博物馆大量心血和精力,若完全不保护,会对博物馆等临摹者不公平,故学界倾向于将其纳入邻接权保护范围( )。笔者赞同此观点。当然,如果博物馆所使用的平面型藏品本身还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博物馆在进行复制之前还须取得原权利人之同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复制珍贵文物(未经定级的一般文物不得复制)需要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并且只能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主体进行操作,因此,即使公众购买或通过其它合法渠道得到复制品之后,也不得再自行复制。
  
  1                                      2
  
  图一四  四川博物院部分复仿制品
  
  1.仿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锦绫装裱)  2.“车马过桥”真丝拓片( )
  
  (2)利用立体藏品进行复制或仿制:此处仅考虑制成的产品为立体物品,因为如前所述,从立体到平面的复仿制品应归于创意类产品。笔者认为,博物馆在利用立体藏品进行复制或仿制(仅指涉及比例或材质方面的仿制)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心血及精力甚至智力劳动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这种投入并未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因此认为这类复仿制品不属于作品,博物馆也就不能对其享有著作权。如金沙遗址博物馆以太阳神鸟金箔饰及其它瑞兽为原型开发的一系列各种材质的产品(见图一三,1、2、3),就属于按照藏品原状制作的复仿制品,不具有独创性,因此博物馆不能对其享有著作权。但可以考虑如前述仿真书画制品一样受到邻接权之保护。而若是进行了比较大尺度地改造,则不再属于复仿制品的范畴,而要考虑为创意产品了。
  
  (3)文物拓片:由于拓片是对文物本体的一种映射,不具有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因此不具有著作权。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两家博物馆拥有相同的藏品,于是制作出了相同的拓片,为了不引起混淆,博物馆可能会对其制作的拓片采取一些区别性措施,如在拓片制品上使用本馆的logo或注册商标等标识,或者对拓片进行装裱设计,如此一来,博物馆便对该拓片上的独特标识或装裱设计享有专有权利,他馆若未经许可而使用,则构成侵权。
  
  2. 创意类产品
  
  (1)直接使用现成元素( )开发的,现成元素是指某件藏品上原有的文字、图案、肖像、纹饰等,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①利用该现成元素制成一立体雕塑,则可视为美术作品而享有著作权,如湖南省博物馆以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的T型帛画上的某一神仙兽为原型而制作的立体雕塑(图八,4)。
  
  ②利用该现成元素制成实用艺术品,且其具有艺术美感的部分与其实用部分能在观念上分开,则该实用艺术品可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之保护( ),如湖南省博物馆制作的青铜导引图笔筒(图八,5)、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发的三国人物金属打火机(图一一,1)。符合外观设计授予条件的新产品,还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比如四川博物院根据张大千先生临摹于敦煌莫高窟第39窟西壁龛顶的壁画《飞天》及敦煌榆林第16窟窟顶的壁画《晚唐·伎乐菩萨》而开发的飞天笔筒、飞天红酒对杯(图一五)就极富创意和艺术气息又具有实用性,属于文化创意产品中的上品,据悉,川博已将它们向国家专利局成功申请了专利( )。
  
  1                                             2
  
  图一五  四川博物院部分创意产品
  
  1.飞天笔筒  2.飞天红酒对杯( )
  
  ③利用现成元素直接开发(包括将该元素印刷、镶嵌或刺绣于产品之上,且该元素只是产品的一个附属物)的产品是否属于作品,则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认为,可将博物馆对该元素的选取和具体的使用行为类比于汇编作品中对已有作品片段的选取和编排来看待,具体讲就是,如果博物馆提取该元素不是随机性的(比如整体提取,或者选取一个单一的局部),并且在具体使用上也能体现一定的独创性,则开发出的产品整体可视为一个汇编作品而受到保护。如台北故宫前段时间推出的屡次被抢断货的“朕知道了”纸胶带(图一六,2)、《泼墨仙人图》环保陶瓷牙刷(图一六,1),国博根据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开发的溪山雨意杯盘(图四,1),四川博物院以张大千先生的名作《仕女图》开发的一系列产品,包括大千侍女杯垫、冰箱贴、徽章、丝巾、钱夹、手机壳套等。否则该产品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但博物馆可以在上面使用其注册商标或其他标识,起到区别作用。 
  
  1                                        2
  
  图一六  利用平面元素开发的创意产品
  
  1.《泼墨仙人图》环保陶瓷牙刷  2.“朕知道了”纸胶带( )
  
  (2)利用另行设计的元素开发的,另行设计的元素是指在现成元素的基础之上经过一定的改变而形成的新的元素,可分为平面元素和立体元素两类。
  
  ①先谈平面元素,比如一朵花的图案或一个手写体汉字,博物馆对其进行创意性的加工之后确实具有了一定的独创性,那么这个新的元素已经构成作品,博物馆对它享有著作权。a.如果将它依然作为平面型元素使用,如用在冰箱贴、杯垫上面,那么博物馆对这个新的产品也即冰箱贴、杯垫等是不享有知识产权的,其他主体依然可以开发与之相同形状相同材质的冰箱贴、杯垫,但却不能使用这个新元素;b.若作为立体型元素使用,如按照新设计的花朵形状开发出一朵立体的花,这也有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那么其他主体如果未经授权而生产与之相似的花,则属于典型的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构成对博物馆著作权的侵犯。另外,博物馆还可以考虑通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为该立体作品提供多重保护。
  
  ②再谈立体元素,立体元素是指一件独立的立体器物或其一个部件,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形:a.依然制成立体产品,其与制作立体仿制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博物馆根据其审美观或创意对原藏品的外形做了一些变动,这样就使得该产品具有了一定创造性,而可能会享有知识产权(当然不绝对会享有),如台北故宫依托翠玉白菜开发的创意防尘塞、根据龙形玉佩设计的龙形开瓶器(图一七,1、2),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太和门铜狮储物盒(图一七,3),金沙遗址博物馆根据其馆藏四节玉琮所开发的茶具,就是很好的例子;b.将立体元素制成平面产品,这种情形往往是先通过拍摄或绘制等方式将该立体器物的形象固定在一个载体上,比如胶卷或纸张,这样就形成了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也即摄影作品或美术作品,拍摄者或绘制者对它们享有著作权,当然实践中多属于职务作品,由博物馆享有著作权);然后将该照片或图画上固定的形象(也即一个新元素)用(包括直接印刷、镶嵌等方式)在博物馆开发的产品上。此时,由于博物馆对该新元素享有著作权,其他主体自然不能随便使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1                        2                          3                
  
  图一七  利用立体元素开发的创意产品
  
  1.翠玉白菜防尘塞  2.龙形开瓶器(铝质)( )  3.太和门铜狮储物盒( )
  
  (3)明信片、贺卡等
  
  博物馆开发的明信片、贺卡等多数是与其馆藏资源有关的,如上面印制某件藏品的形象或是提取的某个元素。但明信片、贺卡的画面一般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很多元素共同构成的,包括图案、文字及其它符号等,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版式设计。因此博物馆对其所开发的明信片、贺卡一般而言都是享有著作权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九)项之规定,未经博物馆许可而复制其明信片或贺卡,属侵权行为。此外,由前文之分析可知,博物馆对其明信片或贺卡上的某个元素还可能享有单独的著作权:①若为藏品形象,分两种情形:a.藏品为平面型,一般认为不享有;b.藏品为立体型,则认为享有。②若为提取的元素,则视其有无变动而定,若变动之后确实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则视为一个新的作品,博物馆对该新元素享有著作权;否则不享有。
  
  三、博物馆文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方兴未艾,无形资产的巨大作用日益被重视,博物馆对无形资产的利用也越来越广泛,其中既有成功的范例,更有产生不良后果和影响的教训( )。
  
  (一)博物馆积极保护知识产权之典范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界一些人士已意识到保护博物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且已有一些博物馆开展了实际行动。如故宫博物院申请注册了“故宫”和“紫禁城”商标,并使用于其开发的数百种文化产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已在45类商品和服务中注册了数百件商标,商标内容包括图形、中英文名称及其它文字,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商标保护体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商标、专利、著作权等方面对其镇馆之宝“金沙太阳神鸟”图标实施了全面保护。但同时,博物馆卷入或被卷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案例又让我们不得不陷入深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图一八  博物馆注册商标
  
  1.“太阳神鸟”  2.“金沙金面王国”  3.“国博”  4.“辛追”  5.“宫”  6.“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7.“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  8.“马王堆”  9.“金沙太阳神鸟”  10.“马王堆养生枕”  11.“中国国家博物馆”( )
  
  (二)博物馆知识产权纠纷典型案例梳理及问题提出
  
  1. 典型案例梳理
  
  (1)南京博物院称美术大师王殿祥侵权一案( )。关于王殿祥仿制缩小版塔王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目前尚无定论。有专家认为,在国际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文化衍生产品开发、收藏单位享有藏品形象等各方面的知识产权,因此利用某一藏品必须经收藏单位同意,否则就是侵权;也有人认为,由于南京博物院藏的塔王为宋代作品,其早已不在知识产权保护范畴,故王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还有人认为,王制作的小阿育王塔是在塔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故不属于复制,最多只能算是仿制,而目前我国尚无关于仿制的相关规定,因此不好下结论( )。本文认为,王未经许可而对南京博物院所藏塔王进行仿制,也即开发文化衍生产品的行为,属于对博物馆馆藏资源商业使用,判定其是否侵权,取决于博物馆对其藏品有无在先权利。
  
  (2)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诉北京湖山书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 )。此案属于典型的博物馆商标权被侵犯事件。虽然法院认定案中的被告湖山书苑并未构成侵权,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恭王府被侵权这一事实,更不能认为其商标权不受保护,而只是真正的侵权者——“康熙御笔‘福’字立轴”工艺品的制作者东方名源公司未被涉案而已。因为原告对其注册商标“康熙御笔之宝”和“天下第一福”享有商标专用权,东方名源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制造的商品上使用原告的商标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一)项所规范的侵权行为。
  
  (3)故宫博物院诉中国商业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此案属于典型的博物馆著作权被侵犯的情形。案中所涉及的《清盛世瓷选粹:故宫博物院藏》等三书均是故宫博物院对其藏品进行整理、研究的智力劳动成果,属于上文所讨论的基础文化产品具体表现形式中的图录,其中的每一张图片都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均已表示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由故宫博物院享有。因此,被告中国商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使用这些图片的行为,侵犯了故宫博物院的发行权、复制权及获得报酬权等著作权。
  
  2. 问题提出
  
  通过对以上几个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目前涉及博物馆文化产品知识产权的侵权不仅形势严峻,类型也十分多样化(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博物馆在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应如何避免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既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四、保护博物馆知识产权的必要性分析
  
  通过第三部分对国内博物馆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博物馆在开发文化产品过程中,大量工作涉及智力投入,因而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积极保护知识产权会产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良好效果;反之,忽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则不仅会给博物馆带来诸多麻烦和损失,影响其形象和正常创收,更会违背保护与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根本原则。因此,博物馆在积极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注意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事实上,这是博物馆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现实,同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博物馆提出的新的挑战。
  
  表面上看,博物馆的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之间似乎存在一些矛盾,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博物馆开发文化产品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服务、传递科学艺术知识、传播历史文化信息,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说到底,博物馆开发文化产品是为了启迪民众智慧、提升人类精神文化素养,促进社会走向更高程度的文明。而知识产权虽然是一种私权,并且具有专有性和排他性,但它并不像物权那样是天然存在的权利,而是国家出于推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保护某些特定利益的公共政策需要,而以法律形式强制认可的权利( )。其存在的最终意义也是为了促进社会科学文化更加繁荣,人类文明程度更高。
  
  因此,博物馆开发文化产品与保护知识产权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博物馆实现其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职能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它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促进人类走向更文明、更美好的明天。
  
  五、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一)典藏复仿制品:合理利用邻接权保护手段
  
  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发布的《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对馆藏文物的复制、拓印作了严格规定,包括可复制、拓印的文物范围、应履行的手续,以及复制、拓印单位的资质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若为销售等目的而复制、拓印文物,还应附有制作说明书,并对复制品、拓片进行数量编号。因此,严格意义的文物复制品、拓片不是任何主体都能制作的,只有取得资质并获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才能进行。但为了避免其它博物馆因有相同藏品、制作出相同的文物复制品或拓片而发生纠纷,博物馆可对其制作的文物复制品或拓片采取一些区别性措施,如在制品上使用本馆的logo或注册商标等标识,或者对拓片及平面型复制品进行装裱设计。
  
  关于仿制品,根据前文论述,如果是具有独创性而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制品,则可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保护;而如果是不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制品,如故宫博物院诉天禄阁一案中所涉及的仿真画、南京博物院诉王殿祥一案中的仿阿育王塔( ),则可考虑采用邻接权来保护。因为临摹复制者与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一样,其权利基础与狭义著作权密切相关,他们进行临摹复制是为更好地传播或保护原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投入了大量艺术性、组织性及技术性劳动。因此,他们应该对这些临摹复制品享有一定的专有权利,具体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以及发行权、复制权、展览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经济权利( )。
  
  (二)实用艺术品:活用著作权法
  
  所谓实用艺术品(works of applied art),是指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艺术美感的物品。博物馆开发的创意产品中有一部分就属于此类实用艺术品,如前文提及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发的三国人物金属打火机(图一一,1)。虽然我国目前除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中有一条关于保护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规定( )之外,《著作权法》及相关条例、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将“实用艺术品”纳入著作权客体,但由于我国是《伯尔尼公约》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成员国,对符合条件的实用艺术品进行保护已是题中之义,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已有先例可循( )。美国最高法院曾在梅泽(Mazer)诉斯坦(Stein)一案(1954年)中提出如下观点:用作一盏台灯灯座的雕像,由于可与台灯分离而单独成为一种受版权保护的艺术品,因而该雕像可享有版权。数年后问世的1976年《版权法》以明确的措辞认可了该案的判决,该法规定:如物品的唯一真正功用(后被修正为“真正功用”)是其实用性,那么其形状独特并富有魅力这一事实(从版权角度讲)并不能使其符合艺术作品的条件。但是,如果一件实用物品的形状中含有可以独立识别,并能独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而存在的部分,那么该部分将有资格受到(版权)保护( )。而1980年美国上诉法院审理的基塞尔斯坦-考德公司(Kieselstein-Cord)诉珍珠公司附属厂(Accessories by Pearl)侵犯版权纠纷一案再次肯定了该观点( )。因此,对于实用艺术品中可在观念上与其实用部分分离开来的具有艺术美感的那部分,应按照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对待。也即,博物馆开发的创意产品若属于实用艺术品,则应受到相应的保护;但同时,如果其所利用的藏品属于此类实用艺术品,且尚受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博物馆在利用时应注意尊重原权利人的著作权,以免发生侵权纠纷。
  
  (三)一般创意产品:采取整体保护措施
  
  前文已经分析,博物馆在开发创意产品过程中可能会享有好几种不同的知识产权,包括对基于馆藏资源进行创意设计的新元素享有的著作权、以某个现成元素或新元素或其组合申请注册商标而享有的商标权,以及对具有独特造型的外观设计享有的专利权等等,由于这些权利在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故不再赘述具体的保护对策。此处要着重探讨一般创意产品的整体保护问题。
  
  对于大量一般创意产品而言,博物馆虽然可能对产品上的某个元素享有著作权,但并不能对整个产品享有专有权利。此时,博物馆可选择对该类创意产品进行整体保护,具体来讲,是指博物馆对其本不享有知识产权的创意产品采取一些区别性措施,比如在产品上使用博物馆的logo、商标等特有标识,或者进行整体装潢设计,进而与市面上的其他同类产品区别开来,从而使博物馆可能会对产品整体享有某些专有权利,从而能更好地保护其劳动成果。
  
  结语:博物馆公共文化资源应由社会共享
  
  笔者认为,无论是基础文化产品,还是文化衍生产品,由于博物馆投入了一定智力劳动,因此都有可能对它们享有知识产权,都应该受到相应保护。但对于这些文化产品所依存的公共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博物馆藏品的形象、名称,以及博物馆馆名等文化元素),博物馆作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不能垄断。因为博物馆所保管的藏品属于全民所有,这些藏品尤其是其中的文物藏品,往往是一个社群、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人类美好的精神文化诉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灿烂形象,它们所衍生的精神价值更应由全人类共享。任何一个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均有权对其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用,包括用于申请注册商标、用作开发产品的直接题材或灵感来源,甚至直接进行复制( )。对于这些合理利用行为,博物馆不仅应该许可,甚至还应该提倡和鼓励。也就是说,博物馆在开发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不是无限的,而有一定的边界。比如在上文所提及的南京博物院藏阿育王塔被仿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击鼓说唱俑形象被注册为商标这样的案例中,虽然博物馆作为阿育王塔、击鼓说唱俑等的发现者和阐释者,但在这些已进入公有领域的藏品形象及名称等公共文化资源面前,它们并不享有优先于一般公众的权利。具体共享对策及其例外情况将在另文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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